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贪腐，犹如一面照妖镜，能映射出人性的丑恶，更使无数人不顾一切铤而走险。纵观中国历史，有多少人不顾后果，不惜生命，哪怕身败名裂也要堕入贪腐的深渊；同时，更涌现出了无数廉洁忠臣与之殊死搏斗，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可歌可泣的真实故事。海淀区消防救援支队严锴，将通过《中国反贪通鉴》系列节目，为您讲述中国历史上贪腐是如何产生、如何蔓延，历朝历代又是如何与贪腐行为进行斗争。
春秋时期的诸侯国，一般都是先俭约后奢侈，因为生产力发展了，政治经济文化都在不断提升，物质资源逐渐丰富，而且越来越丰富，所以大概到了春秋的中期，奢侈铺张、横征暴敛开始发展；值得注意的是，奢侈铺张与横征暴敛是相辅相成的，为了奢侈铺张而横征暴敛，因为横征暴敛才越来越奢侈铺张。
春秋中期，五霸之一的晋国，第二十二任国君晋文公在位时，晋国“宫室卑庳,无观台榭（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·子产坏晋馆垣》）”，宫殿规模狭小，形制简陋，几无楼台亭阁之设。但100年后，到晋国第二十九位国君平公在位的时候，晋国已然“铜鞮之宫数里（《左传·襄公三十一年·子产坏晋馆垣》），”国君的离宫，也就是临时住所，建筑规模都达到数里。
展开剩余82%国君如此，卿大夫自然效仿。这个时候的晋国，卿大夫们可以说是比着贪腐，比着奢靡，前面我讲的范氏、中行氏等等均如此，中行氏“以苛为察，以欺为明，以刻为忠，以计多为善，以聚敛为良（《新序·卷一·杂事一》）”。“门如闹市，惟利是视（《子华子.晏子》）”中行氏在执政的时候，把苛刻严厉当作明察秋毫，把欺骗耍诈当作聪明智慧，把对人刻薄当作对己忠诚，认为越诡计多端越好，越会聚敛钱财越好。以至于中行氏家门口全是巴结送礼的，门庭若市啊，干什么都只看利益不问其他。
再看楚国。春秋晚期，楚灵王六年（公元前535年），灵王修建了一座离宫，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章华台”。经考证，大致位于湖北潜江龙湾附近，其建筑异常雄伟宏大，当时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台”。根据《水经注》记载，章华台“台高十丈,基广十五丈（《水经注•沔水》）。”登上去中间得休息三次，所以又称“三休台”。楚王颇为自得，询问身边的大夫伍举，伍子胥的爷爷：你看我这盖得不错吧？没想到伍举一盆凉水就泼下来了，说：大王您为了建造章华台，搞得百姓疲惫不堪，国库都花光了，忙着服徭役地也没人种粮食歉收，百官忙得不行烦得不行，举国家之力费了好几年就为建它供您享受，供您显摆，原文是：“今君为此台也，国民罢焉，财用尽焉，年谷败焉，百官烦焉，举国留之，数年乃成（《国语•楚语•伍举论台美而楚贻》）。”“若于目观则美，缩于财用则匮，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，胡美之为（《国语•楚语•伍举论台美而楚贻》）？”如果单从外观上看，确实很美；但它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财力，多少百姓因此而陷入贫困啊！大王您通过搜刮民脂民膏聚敛财富来满足私欲，不顾百姓死活，何美之有？
伍举之谏，言辞犀利，立场鲜明，至今读来仍振聋发聩！这个楚灵王故事还挺多，“楚王好细腰，宫中多饿死”这个楚王就是他；晏子使楚时所面见的也正是这位君主。
提到晏子——作为齐国贤臣，晏子经常告诫齐景公不要骄奢淫逸，不要横征暴敛，甚至廷争面斥，就是在朝堂上吵架。他曾对齐景公说：政府征税要适度，不能过度剥削；对其他诸侯也一样，咱们齐国是大国，不能仗着自己国力强就总勒索欺负弱国；如果百姓对税负承受不了，政府给予他们的福利又很少，无疑会招致不满和反抗；同样，咱们如果向其他诸侯索要的过多，而对他们却不以礼相待，必然会破坏国与国之间的关系，影响咱们的安全稳定。倘若您不听，一意孤行，结果就是您国库里的财富增多了，多到用不完都朽了烂了，却得不到其他诸侯对您的尊敬；您粮仓里的粮食堆积如山不假，可别忘了老百姓对您的怨恨也随之与日俱增。《晏子春秋》的原文是：“使民若不胜，藉敛若不得；厚取于民，而薄其施，多求于诸侯，而轻其礼；府藏朽蠹，而礼悖于诸侯，菽粟藏深，而怨积于百姓（《晏子春秋·第三卷·内篇问上第三》）”。要“俭于藉敛，节于货财（《晏子春秋·第三卷·内篇问上第三》）。”翻译过来就是税收要适度，财货要节约，不能横征暴敛骄奢淫逸。
讲完了齐国，再看鲁国，齐鲁大地，缺一不可。与晏子同时期，鲁国也有一位大思想家孔子。有一回，当政的季康子想把鲁国的田税提高，就派孔子的学生冉有去征询孔子的意见，当时冉有在季康子手下做事。
孔子明确反对，指出：作为君子，要遵守礼法行事，不能肆意妄为、随性而为。施助于人，当厚施多助，不能吝啬；做事，当求适度，此乃“中庸”之道，对老百姓收的赋税，宜从轻省，《左传》原文是“君子之行也，度于礼，施，取其厚；事，举其中；敛，从其薄（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）”。“若不度于礼，而贪冒无厌，则虽以田赋，将又不足。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，则周公之典在。若欲苟而行，又何访焉（《左传·哀公十一年》）？”如果不按照礼法，为所欲为且贪得无厌，贪婪无度，即便加税还是不够——要知道欲壑难填呢，今儿加税或可应付一时，明日不足则必再行加征，如此循环，何有终了？况且，季孙氏既声称征税须依法度，则周公所定典章制度具在，依循旧章即可，何须加税？既然现在要加税，显见其意图背离常法、任意而为，那又何必来问我呢？
季康子不听劝谏，仍提高税赋。孔子极为愤慨，公开斥责：“他季孙氏已经是鲁国首富了，可冉有还帮他搜刮民脂民膏聚敛钱财。我宣布，冉有以后不是我学生了，你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去声讨他，去骂他！”《论语》原文是：“季氏富于周公，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。子曰：‘非吾徒也。小子鸣鼓而攻之，可也（《论语・先进》）。”
孔子反对不守法度的聚敛财富，老子更甚，认为敛财贪腐骄奢淫逸违反天道。他在《道德经》第七十七章说：“天之道，损有余而补不足。人之道则不然，损不足而奉有余。孰能有余以奉天下？唯有道者（《道德经》第七十七章）。”上天的自然规律，都是从多的那儿拿点给少的，使之平衡；人可就不一样，人的本性都是贪婪的，占有的越多越不满足，总是从别人手里抢，导致富的越富，穷的越穷。试问，谁愿意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奉献出来给那些贫穷、物资短缺、吃不饱穿不暖的人呢？只有那些品德高尚、得道的圣人才行。作为统治者，要没有私欲，只要你没有私欲，百姓自然会保持朴实的本性。因为统治者一旦有了强烈的私欲，就会通过各种政策、手段去满足，什么增加赋税啊、大兴土木啊，不仅对百姓生活造成严重干扰，更会上行下效，让老百姓也变得争名逐利，骄奢淫逸，所以：“我无欲，而民自朴（《道德经》第五十七章）。”
到了战国，我们知道统治者更贪，阶级矛盾加剧，思想家的批评也更为直率激烈，孟子即为典型。孟子曾当面谴责梁惠王：“庖有肥肉，厩有肥马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（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），”然而当时的百姓却面黄肌瘦，食不果腹，荒野之中饿殍遍野，惨不忍睹。这哪里是治国之道，“此率兽而食人也（《孟子・梁惠王上》）。”简直是率领一帮野兽在吃人，岂配为一国之君？你任命的那些卿大夫们配当百姓的父母官吗！试想梁惠王与在场官员，听闻孟子这番掷地有声的斥责，内心当作何感想？恐怕无不面红耳赤，如坐针毡。
由此我们不难看出，春秋战国时期，众多思想家和有志之士对贪腐和横征暴敛的谴责还是非常狠的，因时间所限，诸如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典籍中的相关论述，在此暂不展开，容后再叙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谴责的同时，也有一大批清廉勤政的典型被树立起来，他们都是谁呢？又有哪些感人的事迹呢？我们下次再作探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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